​秦汉与罗马折射出的东西方价值观

从“东方专制”到对中国的误读

吕思勉说,“秦汉之世,实古今转变之大关键也”。对此转变,誉者赞为“从封建到郡县的进步”,毁者谤为“东方专制主义的开始”。

“东方专制主义”这一概念最初由亚里士多德定义,指君主对人民就像主人对奴隶,拥有随意处置的无限权力,不需遵循任何法律。但那时希腊罗马眼里的东方,仅限于埃及波斯;中世纪欧洲眼里的东方,仅限于蒙古沙俄,对“东方之东”的中国,几乎毫无认知。

欧洲最初了解中国,是通过明清来华传教士们带回的信息,形成了短暂的“中国热”。凡尔赛宫的舞会上法王穿着中国服装;塞纳河边民众争看皮影戏;淑女养金鱼,命妇乘轿子。由此激起了两派大师的争论。一派是以伏尔泰为首的“崇华派”。他想“托华改制”,把自己的书房称为“孔庙”,给自己取笔名叫“孔庙大主持”;莱布尼茨认为中国的“科举取士”类似柏拉图的“哲学王治国”;魁奈认为“中国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,皇帝也要审慎遵守。”

另一派是孟德斯鸠为首的“贬华派”,为了指桑骂槐反对法王的“绝对王权”,而把中国塑造成东方专制的典型。同样是君主统治,在西方可以叫“君主制”(monarchy),而在中国只能叫“专制”(despotism)。因为欧洲君主制有贵族和教会制约,而中国没有。他不了解对中国君主加以制约的是规模庞大的文官体系(“皇权与士大夫共天下”),不了解相权分治、行封驳事、史官监督、言官谏议等制度设计。文官制度与基层政权,是中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性不同。孟德斯鸠还把中国和鞑靼帝国同归一类“东方专制”进行批判。他说,即便是西方的君主暴政,也要远胜于“东方专制” 。再后来,黑格尔发明了历史从东方开始到西方结束的历史观,东方天然是落后、停滞、奴役;西方天然是进步、自由、文明。这些评论中国的大师们,除了从传教士那儿道听途说,没有一人去过中国,没有一人看得懂中文,没有一人研究过中国历史,甚至没分清有多少种“东方文明”。

秦汉与罗马(七)秦汉与罗马折射出的东西方价值观

西方社会将古代中国“皇权与士大夫共天下”的文官制度误读为“东方专制”

除了“东方专制”这条脉络,大师们对中国的误判还有很多。比如马克斯·韦伯。他说中国是“家产官僚制”,官僚们都是君主家臣,中国没有建立统一的财政体系,读书人科考做官是对“官职俸禄”的投资,期待成为“包税人”,上交完正税配额后的钱全归私人腰包。这不符合基本史实。从汉代开始,财政就分为国家财政(大司农)和皇家财政(少府),皇帝不用私钱支付俸禄,官僚也不是皇帝家臣。从秦朝开始,征税都是由县乡两级的基层税吏完成,“包税人”从不曾在大一统王朝时代存在过。韦伯描述的场景倒完全是罗马皇帝与家臣、与军队、与包税人的关系。对这类误判,中国史学家们想讲也没处讲,因为西方很少认真倾听过中国。几百年来的现代化始终以西方为中心,中国一直处于被改造被教育的边缘。今日西方之所以聚焦中国,只是由于中国工业化成功的事实使他们回头看看而已。

秦汉与罗马的文明价值

秦汉与罗马,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,各有高峰低谷。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高峰来比自己的低谷,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别人的低谷。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,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,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。中国历史远非完美无缺,否则就不会在近代遭遇惨败;中华文明仍需转型提升,才能真正体现与时俱进的能力。

罗马之独特价值,在于相信有限的冲突能创造活力。罗马史家林托特说,“这个社会允许其最能干的公民以广阔空间实现自我、成就伟大。这个社会所接受的是:界限之内,有活力的冲突可能富有创造性”。罗马之失不在于冲突,而在于冲突失去了界限,又没有“一体”来予以调节,最终导致大分裂。“冲突政治”最要命的就是团结需要外敌。西方史学家们认为,罗马政制一旦排除了外敌,达到一种无人能及的优势和统治地位时,一切平衡的因素都开始越过应有的“界限”而开始崩裂。罗马之衰落,从击败迦太基成为霸主之后就开始了。

两汉的独特价值,在于一体与多元并存。一体保证凝聚,多元保证活力。难在同时保持一体与多元。当一体完全压倒了多元,就开始僵化。当多元完全压倒了一体,就开始分裂。秦亡于“法家压倒一切”,西汉亡于“儒家压倒一切”,东汉亡于上下层同时分裂。如何同时驾驭“一体”与“多元”,是中国政治的永恒课题。

在真实的世界里,没有一种政治制度,能仅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。制度发挥好坏,取决于运行制度的人。因此每一种制度的真正生命力,在于是否能源源不断培育出既能维护根本价值观,又能填补其缺陷的人。今天,在于是否能培育出既能拥抱世界多元,又能坚持自身一体的青年一代。

秦汉与罗马(七)秦汉与罗马折射出的东西方价值观

文化交流是文明对话的基础。图为2020年11月,观众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体验中外文化。

中国不是唯一的古老文明。其他古老文明也挣扎在“现代化”和“重新审视自己”的痛苦中。然而,它们必将完成现代化,也必将开始讲述被现代化一时遮蔽的古老价值。中国如能与西方完成文明对话,就会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鉴开辟出一条近路。